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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物理勘探技术能够快速、无损地对地下遗迹现象进行定位、定型、定量或定性分析,引导我们对电磁信号异常区所反映出的疑似迹象进行人工钻探确认。这不但大大节省了考古调查的时间和经费,还使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更具有针对性。濮阳市戚城遗址是龙山文化、东周、汉代三城依次叠压的重要古城址,具有很高的史学、考古学研究价值,通过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在该遗址的应用,印证、发现了一些已知和未知的文物遗迹。
据传出土于山西的一批贾国青铜器对于研究贾国的历史十分重要,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,明确了贾国的地望,反映出强烈的周文化特点。从这批铜器的本体出发,还可以探讨贾国的财力、爵位、外交政策以及灭亡的一些史迹。另外贾子叔子屖盘不是西周姬姓贾国的器物,具有强烈的海岱文化特点。
鸦片战争之后,海禁大开,中外互市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商船是为重要的运输工具,各国非常重视航运业的发展。我国近代的轮船通航权是在列强逼迫之下逐渐开放的,呈现出先江海后内河的过程。轮船招商局创立于1872年,并于1902年成立其大附属企业内河轮船公司。中国航海博物馆收藏的招商内河轮船公司股票为1902年(光绪二十八年)其初创时发行,股票、封套、息摺保存完整,品相完好,可窥见内河轮船公司的成立过程、兴衰历史及其与轮船招商局的关系,是我国晚清乃至民国初期波谲云诡的航运历史的好见证。
本文综合分析了丰镐地区历年来发掘的西周车马坑、马坑资料及墓葬中出土的车马器和车子部件情况,从时间角度考察了车马埋葬现象的变化;从空间分布角度比较了车马埋葬的差异,指出不同人群对于车、马埋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,这是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。
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,清经历了对外政策的反复。《天津条约》签订后,英法原以为协议已经达成,但由于条约在非正常状态下签订,清廷朝野掀起了强烈的悔约思潮。咸丰皇帝曾寄希望于在上海税则谈判中挽回公使驻京等四项条款,但英法并没有遂清廷的愿,坚持履约。清廷也进行了战、和两方面的准备,大沽口一战的胜利一度让其燃起重塑天朝上国尊严的希望。然而,清廷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也正基于此,清朝统治者才改变了对西方国家和外交体系的认知,中国开始逐步向现代外交靠拢。
康有为非理性激进变法大大了慈禧太后制定的政治底线,同时成为顽固守旧官僚"清君侧"的对象。所幸光绪皇帝为保护康有为,督促其于戊戌政变日离京。戊戌政变,清延大规模追捕康有为,中外各方纷纷伸出救援之手。短短7日,康有为巧妙避过"十一死"大难,戏剧性地出亡海外。此番救援康有为,康门弟子程清、英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、英驻上海领事馆(事白利南)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中国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地位,为康有为成功出亡提供了客观条件。
